​万历中兴和张居正密不可分 皇帝朱翊钧亲政前后判若两人 死后埋定陵

万历中兴和张居正密不可分 皇帝朱翊钧亲政前后判若两人 死后埋定陵

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年），年号万历，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1572-1620年在位），在位48年，为明代乃至中国帝制时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其统治以“万历中兴”开局，却以“万历怠政”落幕，被后世视为明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

万历时期的“中兴”局面，史称“万历中兴”，主要集中在明神宗即位初期（1572-1582年），其本质是首辅张居正主导的改革成果，而万历皇帝本人更多是改革的“支持者”与“受益者”。这一阶段的繁荣并非源于万历的主动作为，而是依靠张居正的强力推动和万历母后（李太后）、宦官冯保形成的权力同盟的保障。以下是“万历中兴”的核心机制与表现：

一、张居正改革的三大支柱

1. 财政革新：一条鞭法与清丈田亩

一条鞭法：将赋税、徭役合并为银两征收，简化税制并扩大货币经济，减轻底层负担，抑制地方豪强逃税。

清丈田亩：全国土地重新丈量，清查隐田800万顷，使纳税田亩从弘治年间的4.2亿亩增至7.8亿亩（1578年），大幅增加国库收入（太仓存银从不足10万两增至600万两）。

2. 吏治整顿：考成法与效率革命

推行考成法，以六科监察六部、内阁督查六科，建立“层层考核-限期督办”体系，严惩不作为官员，行政效率显著提升（如治河工程从拖延数十年到3年完成）。

3. 军事边防：名将任用与防御体系

重用戚继光（蓟州防线）、李成梁（辽东铁骑）、谭纶（东南抗倭），重修长城、加固边镇，打造“戚家军”等精锐部队，实现“虏不敢犯边”的防御效果。

二、万历皇帝的配合与局限

1. 初期放权与信任

万历即位时仅10岁，由张居正、李太后、冯保组成的“铁三角”掌控实权。万历对张居正“如师如父”，言听计从，为其改革扫除政治阻力。

2. 改革成果的受益者

至张居正去世时（1582年），明朝国库充盈（太仓存粮可支10年，积银400万两），边防稳固（蒙古俺答汗封贡互市），黄河水患缓解，社会相对稳定，万历因而获得“中兴之主”的声誉。

3. 权力矛盾初现

万历亲政后（1583年起），因不满张居正专权及其道德瑕疵（如奢侈生活），开始清算张氏家族，废除部分改革措施（如考成法），暴露其对改革的工具性利用而非真正认同。

三、“中兴”的短暂性与本质

1. 非制度性繁荣

张居正改革依赖个人权威而非制度变革，其死后人亡政息，改革成果迅速瓦解。万历缺乏延续改革的意愿与能力，转向集权与享乐。

2. 经济繁荣的表象

改革释放了明代中后期的商品经济潜力，东南手工业、海外贸易（如月港开海）、白银流入（美洲白银经菲律宾输入）推动市镇繁荣，但这种繁荣未被转化为国家治理的长期动力。

3. 历史评价的争议

传统观点：将“万历中兴”归功于张居正，认为万历仅是“坐享其成”。

修正视角：承认万历早期对改革的支持，但批判其亲政后的倒退加速了明朝衰亡。

结语

“万历中兴”是明朝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其成于张居正的铁腕改革，败于万历的短视与怠政。这一阶段既展现了传统帝制下精英改革的潜力，也暴露了“人治”模式的致命缺陷——若无制度保障与君主持续支持，再辉煌的“中兴”终将沦为历史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