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十贤：是有贤名，还是凑数？
雷州十贤：是有贤名，还是凑数？
雷州城西的西湖畔，立着一座红墙绿瓦的古祠，门额上“十贤祠”三字已斑驳褪色。南宋咸淳十年（1274），知雷州军事虞应龙为十位特殊的“过客”建起这座祠堂。他们中有人在雷州开荒教书，有人仅短暂停留，更有人一生从未踏足这片土地。
这座祭祀贤人的庙堂，承载了雷州百姓对德才兼备之士的尊崇，却也因祭祀人选的争议，在数百年间引发诸多讨论，成为当地文化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公案。
清康熙《雷州府志》记载了一篇《十贤堂论》的文章，具体作者无考。此文对雷州“十贤堂”祭祀的十位历史人物（寇准、苏轼、苏辙、李纲、赵鼎、胡铨、李光、任伯雨、秦观、王岩叟）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并进行分析，主张祭祀应严格遵守“有功于当地”的原则，反对滥祀和附会。
文章开篇就指出，祭祀活动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庄重之事，古人对祭祀对象的选择有着严格标准。按照传统礼制，只有那些对百姓有恩德、为国家立下功劳、为公事鞠躬尽瘁、用辛劳安定国家，或是为民众抵御灾祸的人，才有资格进入祭祀名单。
在雷州，最初人们将十位贤人列入祭祀，建起十贤堂，本是为了纪念那些在雷州留下印记的贤才，表达敬仰之情，希望他们的精神能激励后人。然而，随着对这些贤人生平事迹的深入考究，文章认为十贤堂供奉的“十贤”，并非都符合传统祭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祭祀对象是否恰当的争论。
文章的作者通过仔细翻阅雷州的旧方志和历史典籍，发现这十贤的情况各有不同。寇准，这位北宋名相，在雷州居住将近一年时间（普遍说法是在雷州住了18个月）。在雷州期间，他虽身处贬谪之境，却依然心系百姓，其风范深深影响着当地民众，落星池仿佛还留存着他的神采。
苏轼、苏辙兄弟与雷州也颇有渊源。苏轼被贬儋州，途中经过雷州，留下“万山第一”的题刻，成为当地胜迹；苏辙也曾在雷州租房居住许久，兄弟二人隔海唱和，留下一段文坛佳话。李纲渡琼时，在雷州停留，他在天宁寺阁写下三首咏花诗，又在伏波庙碑阴留下手书，字里行间饱含对雷州的深情。
这几位贤人，或长期居住，或留下珍贵印记，与雷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将他们列入祭祀，作者觉得理所应当。
但十贤中的其他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赵鼎是南宋中兴贤相，胡铨曾慷慨陈词反对和议，李光竭力抨击奸臣秦桧，他们声名远扬，气节令人敬佩。然而，他们只是在前往万安或琼州途中，在雷州短暂停留，并未在雷州留下太多实际功绩，与雷州的关联十分有限。
文章中还提到任伯雨、秦观虽名义上被贬雷州，认为他们连雷州的土地都没踏上过。实际上，任伯雨时贬谪海南路过雷州，秦观是被贬雷州进行编管，永不叙用，类现在的开除公职，编入雷州户籍，监视居住。
文章又指出，王岩叟是死后才被追贬雷州，和生前在此居住的人有着本质区别。还提到十贤之外的另一名贬官冯恩，他是在高要借住，后来被赦免迁走，与雷州也并无太多交集。作者认为把这些人列入雷州祭祀名单不太合适。
于是，文章提出质疑：如果按照官位尊崇来决定祭祀人选，那祭祀的意义就变了，因为祭祀本不该以爵位高低为标准；如果说是因为他们壮志凌云、气节高尚，那天下值得敬佩的贤人还有很多，为何只选这十位呢？
雷州的祭祀，本应是为了纪念真正与雷州相关、对雷州有贡献的人。把只是路过雷州，像浮萍般短暂停留的人，当作祭祀对象，已经很荒谬了；再把那些一生都没来过雷州，仅仅死后挂名的人也拉进来祭祀，就算祭祀时态度再恭敬，香火再旺盛，这些人的英灵恐怕也不会前来享用祭品。这样的祭祀，实在是虚妄荒诞。
根据以上论据，作者便提出如下主张：寇准、李纲、苏轼、苏辙四人，与雷州渊源深厚，应当作为雷州祭祀的核心，千秋万代都值得雷州百姓纪念；赵鼎、胡铨二人，虽与雷州交集不多，但气节高尚，可暂且保留敬仰之情。而任伯雨、李光、秦观、冯恩等人，应裁撤祭祀资格，不过可以为他们单独立传，将他们的事迹记录下来，供后人了解。
王岩叟更应如此，裁撤其传记，更不应列入祭祀名单。至于柳仲郢，他虽被贬雷州，但实际上担任过雷州太守，为当地治理做出贡献，理应归入“名宦”之列，而不是作为流寓之人附在十贤祭祀中。寇准、李纲已有专祠，再加上苏氏兄弟、赵鼎、胡铨四人，祭祀他们就足以表达雷州百姓对贤人的敬意，何必非要凑成“十贤”呢？
事实上，这场争议直指中国传统祭祀伦理的核心矛盾。按照《礼记》标准，受祀者需“有功于民”“以死勤事”，雷州十贤堂中部分人物显然并不符合。连文天祥在《雷州十贤堂记》中也承认，雷州人的选择并非全因具体功绩，而更多源于对忠良气节的集体致敬与对权奸的鲜明反抗。
颇具戏剧性的是，章惇抵雷后求租民房竟屡遭拒绝，只因当年他曾诬陷租屋给苏辙的房主“强夺民宅”，令雷州百姓心有余悸。
雷州人对“贤”与“奸”的判别，展现了一种朴素的民间正义。当朝廷将贬谪雷州视为政治惩罚时，雷州人却以“敬贤如师，嫉恶如仇”的态度重新定义这些“罪臣”的价值。
他们纪念的不仅是实实在在的贡献，更是一种精神象征，尤其是面对同样被贬雷州的奸臣丁渭、章惇时，民众明确表达唾弃。这种强烈的道德立场，使十贤祠超越了单纯的地方祠堂，成为雷州人文化身份的宣言。
历史细节的争议并未削弱十贤祠的文化生命力。寇准饮用过的“莱泉井”千年不涸，秦观与苏轼重逢的天宁寺香火不绝，西湖畔的苏公亭游人如织。十贤中真正踏足雷州的几位，确实留下了深远印迹。
据记载，仅寇准、苏轼兄弟、秦观、李纲等八人便在雷州创作诗文81首、文章11篇，题写匾额2通，成为雷州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雷州人对“未至者”的包容，恰体现了对忠义精神的广义崇敬。对雷州而言，他们“人虽未至，其魂已至”。
针对雷州十贤的争议，一方坚持实证主义的严谨，要求人地关联的确凿证据；另一方则注重精神价值的传承，视贤良气节为超越地域的财富。雷州人选择后者，将十贤祠塑造成一座精神的灯塔。
当南宋王朝摇摇欲坠时，文天祥应好友虞应龙之请写下《雷州十贤堂记》，慨叹的不仅是先贤命运，更是一个民族对正气永不磨灭的渴求。这份选择未必合乎礼法，却饱含温度，它让偏远的雷州半岛在中华文明的长卷上，以最独特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刻度。
《十贤堂论》
论曰：祀典至重矣！非法施于民、有功德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为民御灾捍患，则弗与焉。今以逋客搆愍、孤臣被放、寄名托迹，岂有合于数者而食报于雷乎？高风可仰，幽愤宜扬，次其行实，列之志传，亦足以垂休照后而发抒其抑郁不平之气矣！乃十贤之堂济济肸蠁谈何容易也。
余稽旧志与史籍：寇莱公居雷几一年，落星之池神彩注焉！子由复他徙，然僦雷亦久！子瞻谪居儋耳，而“万山第一”之题胜迹犹存！且兄弟隔海唱酬，意气犹为相属！李纲渡琼，而天宁寺阁花三咏、伏波庙碑阴手书则徘徊顾瞻之意犹可掬也！他如赵鼎虽中兴贤相、胡铨虽慷慨和议、李光虽力诋奸桧，总皆之万之琼，仅一停惨驻足，于雷无与也！任伯雨、秦观虽名贬雷，足迹未至。王岩叟死后追贬，与生前安置者益为有间。冯恩假馆高要，竟被赦迁！今不稽实迹，艳称十贤，并尸俎豆雷之祀。当耶？滥耶？如谓位尊爵崇，则祀非以爵也；如谓壮怀亮节，则宇宙间表表风犹可钦可仰者，又不止数公也！雷之祀，祀其有关于雷者耳！执过客萍踪、飞鸿泥迹而享之性醴，已妄、已诞矣！并生平一足未履、死后挂名之人而概从裸献，窃恐伛倭甚恭、馨香虽荐而数公之神不至也！妄诞将何底极乎？
窃谓：寇、李、二苏千秋畏垒、宜也。赵鼎、胡铨、姑致景仰。如任、如李、如秦、如冯，均裁其祀，各为立传。王岩叟传亦宜裁矧。祀乎柳仲郢，虽谪雷，实守雷也，自有名宦可人，讵宜附于流寓？寇、李已有专祠，二苏、赵、胡四贤其祀足矣，何必附会称十贤哉？如是，则祭者非谄，受祭者非黩，对趁骏奔两无惭色，是祀典之光也！余不揣愚味，僭有评隲，敢质之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