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庸大学及校长与凌源——凌源名人轶事
冯庸大学及校长与凌源——凌源名人轶事
冯庸大学及校长与凌源——凌源名人轶事
在凌源地方志资料中，冯庸大学及校长与凌源的记叙不甚详细，爱好地方志的人也不甚了解。
依据相关的史实资料，冯庸大学成立于1926年，校址在沈阳。其在中国教育及东北近、现代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创办时间虽短（1926年至1933年）,但却为国家培养出不少卓越人才。共产党方面的顾卓新（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冯秉天（曾任旅大市副市长）、杨易辰（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苏梅、魏思文、张西帆（曾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廷懋（十二大时任中顾委委员）、著名作家雷加（当时在中学部）；国民党方面的陆军、空军将领张维仁、徐时辅等近百人。
冯庸大学不仅有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且很富于实用性。其以工科为主，重金礼聘全国知名教授。加强体育锻炼，学生要接受军事训练，提倡体育强身卫国，提高民族体育素质。其育人方式类似于军国主义的强迫制教学。例如冬天学生一律洗冷水澡，零下30℃雪地出操等。这些措施，胜于军事院校。另外，最重要的是学校规定：考人该校的学生，学杂费全部免除，不交伙食费等。这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
基于以上办学特点，学校名声很大。1928年秋季，冯庸大学在校园内举办吉林、黑龙江、奉天三省联合运动会，开东北体育运动先河。1929年9月，中苏关系紧张，当时的苏联滋事。冯庸大学学生开赴满洲里，抵抗入侵，首开大学生青年武装反对外侵的先例。
1931年“9·18”事变后，冯庸大学学生进入北平（鲁迅在其《“友邦惊诧”论》中称之为“逃散”)，于当年年底在北京复校，并成立冯庸大学学生抗日义勇军。1933年底，由于冯家资产为日本所掠占，学校经费来源断绝，冯庸大学宣告结束。其800多名在校学生除部分并入东北大学北平分校外，其余的走上了抗日战场。一批人进入国民党的军校，一部分人参加共产党的抗日组织。日后，这些人除牺牲者外，多数成为国共两党的重要干部。
冯庸大学的创办者，是近、现代东北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冯庸，其于1901年生于海城（其父冯德麟曾任奉天军务帮办，地位与张作霖不相上下）,1920年毕业于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1922年创办东北空军，张学良任督办，冯庸任上校参谋，两人同时学会驾驶飞机；1925年4月，被张作霖任命为东北航空处少将司令；1926年，辞去军职，专心于工业救国，在沈阳创办大冶铁工厂和大冶工科学校；1928年秋，冯庸大学在沈阳西郊开学，并创办冯庸大学附属中学。1929年9月至1931年7月，组织参与大型体育活动，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冯庸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节。“9·18”事变，日本人冲入冯庸大学校园，将他抓去拘禁，逼迫他出任东北领袖。冯庸坚决拒绝日本人的诱惑，不当汉奸。后侥幸逃脱，随后开始抗日救亡工作，并亲自率领冯庸大学学生200余人，组成抗日义勇军，奔赴凌源，指挥司令部设在城西五里堡铜顶庙。
冯庸与张学良同岁，且号都用汉卿，与张学良关系一直密切。曾促动张学良发动兵谏，所以一直不受蒋介石重用，在国民党中不能掌握较大的兵权，仅以中将衔任高雄港口司令、台湾国防部设计委员会中将委员。1981年2月5日，逝世于台湾，享年81岁。
冯庸、冯庸大学与凌源结缘，即在组建抗日义勇军，奔赴前线之时。
由于冯庸大学十分注重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军事训练，其学生无论是男生和女生，身体素质较好，军事训练有素，加之平素的爱国主义教育，因此，在日本占领沈阳、抢走校内资产并拘禁冯庸之后，其学生能够服从命令，纷纷向关内的北平聚拢，团结在冯庸大学的旗帜下。此时，由于张学良驻军北平，积极支持抗日救国活动，北平成为抗日救国、恢复东北的大本营。学生们在抗日救国旗帜的引导下，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冯庸脱险之后，即积极从事这一活动。1932年冬，即将学校委托一个姓金的老先生管理，自己挑选200余名学生，准备以热河为依托，进行实质性的军事行动。
热河的督军汤玉麟，外号汤二虎。他视热河为私产，搜刮地方财力。他任命大儿子汤佐荣为禁烟局局长，“寓禁与征”，利用禁绝大烟（鸦片）来中饱私囊；另一个儿子汤佐辅任财政厅长，更是往自家捞钱。人民对汤痛恨至极，偏激的人甚至希望日本鬼子能把汤的头颅砍下来才好。如此形势，如何带领民众抗战？此时，汤也捞得差不多了，急忙想后退之路。
汤玉麟与冯庸的父亲冯德麟曾经共过事，关系不错。加之冯庸曾任过空军司令，在讲武堂学习过，治军很有一套，于是汤便邀冯庸来热河工作，替他指挥战事。
冯庸来到承德后，发现热河的形势很不乐观，一是民众的抗战情绪与对汤玉麟的仇视心理并存；二是汤手下部队平日骄横，不习作战，此时更不愿意打仗。早就听说冯庸治军严厉，因此，都不愿意服从他的指挥。汤只好给冯一个第七路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和一些物资。冯即继续进发，带领200名学生在凌源设立指挥部。时为公元1933年2月。
指挥部设在城西的铜顶庙，在这里开展活动。此时，日军已分路逼近凌源。而凌源的守军万福麟部只有极少的部队，根本抵挡不了日军的分路进攻，作为军队主官的万福麟已经离开凌源。
冯庸在凌源的活动进展不大。一是正规军队少，与进攻的日军力量相差悬殊；二是义勇军初来乍到，情况不熟，发动不了民众，仓促之间也无法联系其他义勇军。在铜顶庙旁边约二里左右的小村，冯部同学刘毅夫，找到一户田姓人家，说了不少好话，设下马厩。派出去联络“胡子”的同学康德懿在点验“胡子”准备收编为正式义勇军时，遭到暗算，险些丢了性命。半个月以后，指挥部撤往三十家子，准备再行开展工作。冯庸严令刘毅夫同学及冯秉天同学，将军火物资运往三十家子。刘毅夫和冯秉天又找到田姓兄弟，借了他们的牛车，运送弹药追上了先前部队，驻扎在三十家子。
在路上，刘毅夫捡了不少溃败军队丢弃的捷克式步枪和子弹，准备交给冯校长。一个溃退的军官带二三十个骑兵过来，对刘毅夫说：老弟，别忙，我后面还有两个骑兵团在掩护。他的意思是欺骗冯庸大学的学生，让学生军掩护他逃跑。
冯庸带200余人带到三十家子后，架起电台，准备与关内的张学良联系。此时，日军二三十辆军车驾着机枪扫射而来。在学生的掩护下，冯庸骑上摩托车逃出三十家子，其他同学也各自逃命。冯庸大学在凌源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就结束了。
还需要补述的是：冯庸来凌源路上，夜半时分，于红石碰附近的山路上，遇到过凌源县长的车，并向县长的车借了两小桶汽油冯庸的英文秘书黄绍谷教授也牺牲于三十家子，另有多位女学生负伤。冯大的学生在被打散后，分别从古北口和喜峰口回到北平。还有的学生在逃散中被日本军队抓获。例如杨成德、刘淑珍等人被日军抓获后拉到野地里准备枪毙，恰在这时，来了一个日本宪兵。告诉行刑的人不要枪毙，送回沈阳当顺民。在回沈阳的路上，这几个人又逃脱，回到北平。经过此次抗战失败，冯庸及冯庸大学同学情绪更加高昂，投入抗日活动。
在此次活动中，著名民主爱国人士杜重远到过凌源。带来物资，宣传抗日，指导抗日救亡运动。在冯庸带领学生组织义勇军时，东北军正规军将领万福麟（他此前负责赤峰、朝阳、凌源的防务），早已撤进关内，驻扎在长城内的遵化县城。虽然冯庸大学此次抗日救亡活动失败，但却在凌源历史上留下壮丽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