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8个月西征女红军被俘，马家军将她头发绑在马尾上拖行数公里
怀孕8个月西征女红军被俘，马家军将她头发绑在马尾上拖行数公里
1937年4月的一天，在河西走廊，马家军将一队红军女俘虏押往青海西宁的途中，一个女红军就要分娩了，马家军不想因为女俘虏分娩而被拖累，于是将她扔在了荒郊戈壁，女红军拖着沉重的身体艰难地挨到一个村中的百姓家中，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是她和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长征途中生的，送了老乡寄养……
后来，这个女红军为了躲避马家军的追查，不敢说四川家乡话，装哑巴，辗转流浪，带着襁褓中的儿子，来到了武威附近的一个深山村赛。
为了保存烈士的后代，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她委曲求全，嫁给了一个当地的回民皮匠……
这个女红军叫杨文局，是一个老革命，是西路军总供给部保管科长，而丈夫就是西路军供给部部长郑义斋。杨文局，1929年就加入了共产党，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途中还担任过妇女工兵营营长、政委等职务，红军西征后，随军西征。
１、红军石窝被困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余部不足三千人，被国民党马家军分割包围在祁连山中石窝附近的几个小山头上，形势十分危急。
郑义斋、杨文局和西路军供给部的剩余同志集中在一个小山头上，保护着西路军的全部经费。
当日下午，郑义斋接到去总部开会的通知，他把同志们分开保管的金子、银元等集中到一起，用包袱包好，又让杨文局用针线密密地缝牢，准备次日送给总指挥部首长，作为部队疏散和首长潜返陕北的经费。然后，他又给秘书廖静民和处长李世品一一交待工作，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到底。
夜幕降临了，刺骨的寒风裹挟着祁连山的积雪，在山谷中咆哮，撕扯着衣服褴褛而又濒临绝境的西路军将士。
在阴森森的树林里，同志们相互依偎着，坐在冰冷的雪地上，浑身打颤。
２、分吃一杯小米稀粥
警卫员曾少章拾来干柴，扒开积雪，燃起一堆火，用仅剩的一个小铁壶熬了点小米稀粥，给郑义斋盛了一小茶杯。
郑义斋问:“同志们都有了吗?烧好了都喝点，暖暖身子。”
说罢，他接过杯子，喝了两ロ，就递给了身边的妻子杨文局。
此时的杨文局特别需要照顾。这并非因为她是供给部长的夫人，而是因为她是一位即将临产的孕妇。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了。第一个孩子是在长征刚开始的时候生的，是一个男孩，因行军打仗，不久就送给了一位老乡寄养。第二个孩子又要出生了，他们却面临生离死别的绝境。
作为丈夫，郑义斋知道自己的责任，他应该加倍关心已经怀孕8个月的杨文局。但是，此时此刻，他只能省出自己的几口稀粥，递给妻子。
杨文局是完全理解丈夫的，不用说什么也没有，就是有，她也绝不会额外多吃一点。她还清楚地记得和郑义斋结婚的情景:
1934年4月，他们两人结婚时，只是把平时用的被褥搬在一起，穿着平时的军装，当晚吃的是荞麦面疙瘩，没多用公家一分钱，就高高兴兴办完了婚事。而当时在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供给部的仓库里存放着缴获来的许多新被褥和制服，还有各种的食品罐头。但是郑义斋一点也没有动用。从那以后，经过了长征，两过雪山，三过草地，他们一直在一起。
然而，形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艰难和危险过。此时的两口小米稀粥，也是极难得的，它来自作为供给部长的丈夫之手，使她既感到满足和温暖，又感到有说不出的难过和伤心。
因为几天几夜的连续恶战，周围的同志们都疲惫地睡去了。杨文局和郑义斋却面对面地坐在篝火旁，默默无言，依依难舍。
过了许久，郑义斋语重心长地说:“文局，我们现在的处境很不好，随时都要准备牺牲。要是我冲不出去，牺牲了你生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要想法把孩子拉扯成人，继承我们的事业！”
杨文局听了，再也忍不住，低声啜泣起来。郑义斋勉强一笑，极力宽慰她:“我刚才说的是最坏的设想，我们会出去的……你我都是共产党员，要挺起来，坚强些。跌了跤不要紧，爬起来再干。”
３、眼看着丈夫郑义斋牺牲
14日一早，郑义斋告别了杨文局和同志们，带了十几个骑马的警卫人员，护送着杨文局缝牢的那个包着金银的包袱，顺着山沟，向总部所在地出发了。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李特、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等许多西路军的领导都在那里。
但是，刚走出不远，郑义斋和警卫人员就被敌人包围了。有些同志在山上亲眼看见，众多的敌人向他们扑去，包围圈越来越小，郑义斋指挥大家沉着应战，边打边往山坡上撤退。
忽然，郑义斋中弹落马。小张牵住战马，警卫员小曾将郑义斋扶起，要扶他上马。郑义斋摆摆手，严厉地命令:“经费要紧，赶快走！”
小张看了看郑义斋，犹豫片刻，带着经费，策马奔驰而去，郑义斋和其余警卫人员掩护他突出重围……
经费终于送到了总部首长们的手中。郑义斋和十几名警卫人员全部牺牲在山坡上。
马家兵显示出了残暴的本性，连郑义斋的尸体都没有放过，用马刀砍 ……
郑义斋牺牲时还不到36岁。
亲眼看见敌人残害自己的战友和首长，谁能不揪心?不痛苦?但是，敌众我寡，势力悬殊，怎么援救都是杯水车薪，有损无补。
杨文局站在小山头上，亲眼看到丈夫牺牲的经过，悲痛欲绝。战友们都过来极力安慰她，要保重身体，为郑部长留下第二个孩子。
对，一定要把腹中的孩子保住，这是对郑部长最好的纪念，也是她和郑部长共同的希望所在。于是，她挺起沉重的身子，随同志们转移分散。
４、怀孕８个月的女红军被俘
三月的祁连山，冰雪覆盖，没有饭吃，不见人烟。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杨文局和三位女战友在大山里辗转了三、四天，又冻又饿，只好下山找老百姓想办法。
在一处封冻的小河边，她们发现了马蹄和人的脚印，她们惊喜地跟着痕迹走，希望找到牧民。但不一会儿，便发现马蹄越来越多。
“不好，可能是敌人！”说着，她们赶紧往回返。
刚钻进一个破窑洞，还没几分钟的功夫，马家军就把洞口包围了。
杨文局和几位赤手空拳的战友，束手被擒。在押往张掖的途中，敌人将怀孕8个月的杨文局的头发扎起来，拴在马尾上，拖行数里。
在张掖监狱，杨文局见到了一些熟悉的战友，大家都心情沉重，默默无言，有的战友向她投来同情或鼓励的目光。但也有叛变者来劝她投降。
她痛骂劝降的叛徒，回答说:“西路军失败了，党还在，红军还在，革命会胜利的。”
几天后，敌人把杨文局他们押往青海。半路上，杨文局要分娩了，敌人才让她离开了俘虏的队伍。
５、为了孩子，嫁给深山皮匠
杨文局拖着沉重的身子来到一个当地老百姓家，生下了郑义斋部长的遗腹子郑民，又辗转迁徙，流落到武威附近一个藏、汉、回族杂居的深山村赛。
在这偏僻荒凉的村子里，一个带着孩子的外乡女人，又是人人都怕得“红军婆子”，怎么生活呢?
为了等待时机寻找组织，为了革命的后代，杨文局抑制住内心难以忍受的悲痛，嫁给了一个好心的回族皮匠。
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
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难道还有第二种选择吗?
６、寻找红军
躲藏在深山村寨里生活的杨文局，极力打听红军的消息，村里来了卖东西的货郎，她就要过去看看，心里在想是不是组织派来的人。她还和皮匠在村口路旁摆了一个小杂货摊，一面做小买卖，一面观察来往的行人。
她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群众，利用各种机会耐心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消除群众对红军的疑虑。
经过一段时间，她打听到党在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她决心去兰州。可是几次带着孩子出走都被皮匠追了回来。
1949年，解放军渡过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杨文局闻讯，立即带上儿子，在一位藏族妇女的帮助下，骑上毛驴，翻山越岭，找寻部队。
当她在武威附近看到头戴红星的解放军时，便不顾一切地高声哭叫起来: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时隔12年，杨文局历经艰险，带着12岁的孩子归队了，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７、恢复工作，救助战友
杨文局回到部队后，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分配工作，尽快恢复党籍。
党组织分配杨文局任永昌县妇联主任，她以出色的工作使永昌县妇联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并于1950年初获准重新参加党的队伍。后来，她先后在全国妇联少儿部、中央党校西北二分校工作和学习，最后又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到酒泉担任了劳改局被服厂厂长，一干就是十几年。
杨文局一直惦念、关注和救助散落在西北各地的和她一样遭受种种苦难的战友。当时西路军失败后，近万名红军干部战士被打散和被俘。西安事变后，中央虽然采取一系列措施先后营救出近六千名。数千名同志被残害了，两千名左右的同志流落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其中大都流落在农村牧区，靠挖煤、帮工、拉车、理发甚至讨吃为生。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这些同志也曾作过调查登记，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这些同志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对待，生活十分困苦，政治上长期受歧视。杨文局一直对这些同志寄予极大的同情。
８、吃香蕉不知道剥皮的女红军
她利用各种机会到处调查访问，为他们排忧解难，奔走呼号。
经过努力，杨文局后来还见到了徐向前元帅，拿出预先写好的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几个问题，逐条陈述解释。
徐向前元帅一声不吭，在地上来回踱步。徐元帅也为这个多年来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而焦灼和痛苦吧?杨文局有些说不下去了。
“文局，你说下去。这些事他不管谁管?”坐在一旁的黄大姐鼓励她。
杨文局鼓起勇气，终于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来了。
黄大姐请杨文局吃香蕉，杨文局拿起来就要吃。
黄大姐告诉她:“剥了皮再吃。”
杨文局这才知道香蕉的吃法。说来这似乎是个笑话，但冷静一想，其中又有多少辛酸！杨文局，她不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而是一位1929年就入党的女红军啊！
1958年，朱老总和夫人康克清到酒泉视察工作，二人宾馆亲切地接见了杨文局。
参考资料：董汉河著《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后续将持续分享西路军《两个女战士之死》英烈故事。缅怀先烈，铭记历史！欢迎留言讨论、关注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