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夕大火--长沙人永恒的伤痛

文夕大火--长沙人永恒的伤痛

1938年11月13日凌晨二时，一场史无前例的火灾风暴席卷长沙古城，熊熊大火燃烧五天之久，“虽远在数十里外，而光可烛人，犹如咫尺，火焰之烈，可以想见。”其“火势之大，实为本世纪来未有也。”因为12日的电文代码韵目为“文”，且大火发生在深夜，故称为“文夕大火”。

大火发生于抗战初期，当时日军已占领武汉，攻克岳阳，进逼长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昏聩无能，面对日军的进攻自乱阵脚，下令实施“焦土抗战”。

长沙自西汉建城以来，延续千年，其城市建设、物质财富、文化成就均为全省之冠。“文夕大火”给长沙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全城 90% 以上的房屋被烧毁，3000 余人无辜葬身火海，30 多万难民流离失所，长沙人民世代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化为灰烬，叫人痛心不已。此次大火造成巨大的损失，焚毁最烈，受损最严重的当属市内八角亭、红牌楼、中山路、南正街、北正街一带，而该片区正是长沙商业最繁盛之区，“商店焚毁者占原数百分之八十五”，剩下的尽是残垣断壁。突然袭来的大火也将长沙快速发展的商业势头拦腰斩断，商业发展物质基础、发展动力等严重受损，城市商业由此步入史上最艰难的发展时期。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场大火？

淞沪会战后，日军接连攻破了南京，武汉，大量物资被迫迁移至长沙城，难民也逃至长沙，使得当时本来只有20万人口的长沙城飙升至50万。当时武汉沦陷后，日军调转枪头，南下岳阳，然后便是长沙。面对严峻的军情，国民党当局自乱阵脚，担心一旦长沙失守，迁移过来的物资以及长沙固有的物资都将落入日军手中，如此的话西南地区就将陷入极大的危机。

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李宗仁提出“焦土政策”--即烧城，李宗仁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蒋介石也接受此政策。11月12日上午9时，蒋介石电张治中：“限1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同时，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长途电话命令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治中便安排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当天就制定出了一份“焚城计划”。

本来按照原定计划，长沙市民有序撤退，全城备油，只等天心阁大火给出信号。但12日晚上伤病医院起火，省保卫处得知是医院起火，而非天心阁，下令救火。但救火队员早已撤退，其他点火点以为是天心阁大火，于是便点起了大火，瞬间长沙城四处起火。

大火烧了整整3天3夜才熄灭，整个长沙城付之一炬。

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约占长沙经济总值的43%。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城地面文物建筑，在历史研究上造成严重的损失。湘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长沙自清末以来湘绣业就十分发达兴旺，至大火前有40多家。但在大火中，几乎所有的绣品和画稿都连同铺房烧毁。如药王街锦华丽一损失最大的是长沙的房屋建筑，有民房、商店、学校、工厂、机关、银行、医院、报社、仓库、文化娱乐场所，以及不少宫宇寺庙、私家园林、名人故居等历史建筑。其中，民房、商店被毁最多，其次为工厂、学校。

据当时来长沙调查的两湖监察使高一涵亲自勘查，大火后，长沙“环城马路以内所有繁盛之区，如南正街、八角亭一带，凡属巨大商店几乎百无一存，其他各大街市之中，残存者亦仅各有三五家或十余家不等……统计长沙的房屋，除浏阳门一带早被敌机轰炸燃烧而外，仅北外、南外、东外各处房屋所存较多，余则大都被毁。通盘估计，全存及残存者，恐怕不及百分之二十”。据长沙房地、税务两部门解放初的房屋查估资料统计，长沙全市有1100多条街巷（不包括水陆洲和河西），全部焚毁的有690余条，幸存房屋不到5栋的有330多条，约占29%多一点。全市严重受损街道将近90%。

全市约有440多条街道没有全毁。其中190多条街道只有一两栋房屋未毁，130多条街道仅三四栋未毁。幸存房屋30～40栋的有60多条街巷，约占6%；11～20栋的30多条街巷，约占3%；21～30栋的10条街巷，约占1%；30栋以上的3条，约占0.26%。

据房管部门1952年统计，大火后的幸存房屋为2538栋，占全市房屋总数的6.57%。就建筑面积来说，私房面积为30.58万平方米，公房面积53.79万平方米。1956年统计，两者共84.37万平方米，约占全市房屋总面积的12.3%。房屋被毁，则其中未及转移的一切设备、器材、资金、货物、图书档案、古玩文物等也荡然无存。

“文夕大火”中，许多商业老字号惨遭毁灭性地打击，店铺、物资被烧得一干二净，轻者灾后或转移到外地经营，或歇业整顿，受损严重的则破产倒闭，从此退出商业市场。原本在抗日战争开始后，长沙作为后方物资流转地，一时万商云集，人口激增，本地与外地百货商在长沙竞相开店，一些大商号批销业务日营业额在百万元以上，是为长沙百货业历史上的黄金时期。随着全国抗战局势的发展，大量人口、商品物资、金融热钱等从沿海中心城市流入长沙促使商业经济空前繁荣，长沙城内商店林立，商业组织麇集，商贸往来频繁，成为连接沿海中心城市与大西南内陆城市的物资中转站和集散地，商业呈现战时繁荣之态。但一场人祸，将一切繁华灼烧殆尽。百货业的“德茂隆”、“永安福”、“同和美”、“美利”、“太平洋”、“怡昌”、“德昌”、“介昌”、“吴大茂”、“华昌”等老子号在大火中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中药业的“劳九芝堂”、“李四怡堂”、“达仁堂”、“中华国药局”等也损失不少。五金业中的“裕新公司”因物资焚毁殆尽而负债累累，被迫倒闭。饮食业的著名老店火宫殿仅留下一个石碑坊，其余建筑及内部各小吃、戏台等尽数被毁，另一老店“玉楼东”经历大火后，无复当年之盛况。其他各行各业如刀剪业的“董同兴”，眼镜业的“老杨明远”，毛笔业的“彭三和”、“桂禹声”，伞业的“陶恒茂”，钟表业的“寸阴金”、“亨德利”，照相业的“凯旋门”等老字号无一幸免于火。损失最大的当属金饰业的老店“余太华”银楼，其所藏最为珍贵的汉印 440 颗，曾有洋商愿高价收买，该店老板怕得了巨款后国民党政要垂涎而不敢出售，将汉印专置地下室的保险箱内，不想这些汉印在大火中尽全部熔为铜饼和铁饼，无价之宝变成了废金属。

1938 年 11 月 18 日，即“文夕大火”发生 6 天后，国民党政府喉舌《中央日报》为缓和全国舆论，以《长沙大火———敬慰湘民》为题发表社论，表示惋惜。这篇社论说：抗战“一年以来，湖南全省所贡献于国家，物资人力、质（数）量具有可观，自抗战转入第二阶段后，兵员补充、军事运输，湖南所造于国家者尤大。长沙近 30 年来，虽屡经兵焚，然以湘人活力之强，近年早复旧观，物资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事后国民政府为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怒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惩，长沙警备司令鄷悌、长沙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被执行枪决，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亦受到革职留任查看的处分，但大祸却已然铸成。

“文夕大火”对长沙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有着数千年文明积累创造的古城一夜之间堕入赤贫，其范围之广、牺牲之烈、损失之巨，实属罕见。大火前呈现良好上升态势的长沙商业经此浩劫，商店尽毁，工商业者流失，商业管理机构、制度陷入瘫痪，市场萎缩，商业老店、名店退出市场，最终步入停滞，及至抗战结束后方始恢复，却再也难与三十年代之繁华相比。

“文夕大火”将成为长沙人永远挥之不去的伤痛，就如同“南京大屠杀”之于南京，“火烧圆明园”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