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溥仪真的只是一个任人操控的傀儡吗？

历史上的溥仪真的只是一个任人操控的傀儡吗？实则不然，他所做过的坏事远远超乎常人的想象。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后，伪满洲国随之土崩瓦解，溥仪也被迫宣布退位。就在溥仪等人妄图逃往日本之际，途中被苏联红军俘获。此后溥仪开启了在苏联的拘押生活。

溥仪在苏联远东被拘押期间，生活条件颇为优渥。一日三餐丰盛多样，午茶供应包括面包、新鲜果品以及奶油等。不仅如此，还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为其进行身体检查与疾病治疗，全方位保障他的健康状况。在这段时期，溥仪无需参与任何体力劳动，日常生活皆由侄儿及昔日侍从悉心照料。溥仪依旧沉浸在往昔的帝王身份中，在侍从面前始终端着“皇上”的架子，仿佛旧时光的宫廷场景重现。彼时的溥仪因惧怕被遣返回国后落入蒋介石政府之手，便多次向苏联政府乃至斯大林写信请愿，言辞恳切地表达了自己渴望永久留在苏联的意愿，试图以此来改变自己未来不确定的命运走向。

溥仪一心想要留在苏联，为此他使出浑身解数讨好苏联官员与监狱管理人员，将自己所携带的大量贵重物品拱手相送。曾有一位苏军军官对溥仪的金手表流露出喜爱之意，溥仪便立刻心领神会，满脸堆笑地把手表戴在了军官的手腕上。还有一回，监狱的一名负责人对溥仪一条精美华丽的项链投来了艳羡的目光，溥仪见状，毫不犹豫地当场将项链赠予对方。不仅如此，溥仪为了进一步讨好苏联，竟然主动提出让苏联政府接收他的个人贵重物品，其讨好逢迎之态尽显无遗，在异国他乡为了自身目的不择手段，尽显他复杂多面且充满算计的性格特征。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苏联再拘留溥仪不仅已没有实际意义,而且还会成为一个包袱，因此斯大林审时度势，在溥仪的移交问题上选择对中国予以支持。经中苏双方多次协商，最终确定于1950年8月3日在中国黑龙江绥芬河车站移交溥仪等人。

性格变态的伪皇帝

1906 年，溥仪出生于北京的醇亲王府，他的父亲载沣与光绪皇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显赫的出身注定了他特殊的命运。年仅三岁的溥仪，在慈禧太后的懿旨下被立为嗣皇帝，懵懂之中，于群臣的朝贺声里登上了清王朝第十代皇帝的宝座。但好景不长，仅仅三年过后，辛亥革命的浪潮汹涌袭来，溥仪便被赶下了皇位，清王朝的统治也随之土崩瓦解。时光流转至 1917 年，溥仪再度被推上皇位，然而这一次的复辟闹剧更为短暂，仅仅十二天便草草收场，犹如昙花一现。可溥仪心中的皇帝梦却并未就此熄灭。1932 年 3 月 9 日，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与策划下，溥仪第三次粉墨登场，在长春出任伪满洲国的“执政”，自此开启了长达十三年零五个月的傀儡皇帝生涯，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操控下的一个可悲的政治玩偶。

在伪满洲国那段黑暗的历史时期，溥仪妄图借助日本的势力达成复辟帝制的野心，因而对日本主子百般讨好、极尽谄媚，毫不顾惜地将民族利益拱手相让，以此换取伪满洲国“执政”这一虚名。然而事实上，伪满的所有军政大权皆被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牢牢掌控，溥仪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任人操控的傀儡皇帝罢了。

这种傀儡生涯致使溥仪的性格愈发扭曲变形，其对待身边之人也变得越发冷酷无情、残暴凶狠。他的举止言行常常荒诞怪异、毫无道理可言，殴打、辱骂、惩罚、捉弄他人竟成为他日常生活中的一大“消遣”。

溥仪甚至从孤儿院要来十余名孤儿，组建了勤务班，专门负责打扫宫内的卫生以及各类繁杂粗重的活儿。这些孤儿从事着最为肮脏辛苦的劳作，吃的是最差的食物，遭受的打骂却最为频繁，而且挨打常常毫无缘由，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受溥仪的暴行。其中有个叫孙博元的孤儿，因不堪忍受宫中惨无人道的折磨，偷偷从宫里的地下管道逃走，不幸被发现抓回后，竟然惨遭毒打致死。

溥仪为什么这样好打人呢?这是由于承受了西太后慈禧的遗风。慈禧垂帘听政掌握了实权后，接着发生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接着又是闹义和团，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等,一个个国难当头。这些事,把慈禧闹得焦头烂额,气急败坏,于是养成了坏脾气,开始动不动地好打人了。对于溥仪来说也是这样。

溥仪投敌叛国固然有他想复辟大清的主观因素，也有被日本人和身边野心家的欺骗利用，同时也与民国政府的失误不无关系。

1912年，袁世凯派人将写好的《退位诏书》送到宫中。隆裕皇太后痛哭流涕，浑身颤抖地盖上了鲜红的玉玺。同日，民国政府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至此，统治中国达 268 年的大清王朝终结了。

1924年，冯玉祥代表民国政府单方面废止了《清室优待条件》，让清室即日移出宫禁，以后自由选择住所。溥仪被人用枪逼着走出了这座祖先居住了将近 300 年的紫禁城。而使溥仪与当时民国政府彻底决裂的是东陵被盗。乾隆和慈禧的陵寝被劫掠一空。民国政府撕毁了《优待条件》，现在又掘了他的祖坟，他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了。溥仪恨透了民国政府。

东京审判中的溥仪为检方作证

1946年夏天，彼时一直处于苏联软禁状态下的溥仪，骤然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原来是苏联方面传来通知，告知他即将动身前往日本，要为审判日本战犯出庭作证。这消息让溥仪忧心忡忡，一来，他害怕自己也会被当成被告，就此留在东京接受审判；二来，他又担心作证完毕后，会直接被引渡给民国政府，而这两种结果都是他极不愿面对的。可当下身为阶下囚的他，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只能任由苏联方面安排摆布。

苏联方面为溥仪精心准备了毛料西服，还给他配备了专业的翻译，随后在一群军官的簇拥之下，溥仪登上了前往日本的飞机。刚一住下，中国检察官就前来会见他，溥仪顿时紧张万分，然而当得知只是让他大胆且如实地揭露日本军阀侵华罪行时，他激动地紧紧握住检察官的手，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当时，中国检察官肩负着巨大的压力，毕竟倘若那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不能被依法严惩，他们便无法告慰无数在战争中逝去的英灵，更没办法向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交代。可面对美国那套完善的法律审判程序，中国代表明显准备得不够充分，难以提供足够有力的证据，所以对溥仪的出庭作证寄予了殷切厚望。

溥仪自然也明白这是自己立功赎罪的好机会，更何况当年日本军阀正是利用他的无知与天真，将他骗到东北，而后像耍猴一般玩弄了他整整14年之久。于是在法庭上，溥仪表现得积极主动，接连揭露了许多此前鲜为人知的内幕。说到情绪激动之处，他更是慷慨激昂，甚至拍着桌子大吼大叫起来。

为了帮被告减轻罪责，那些辩护律师与溥仪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辩论，还处心积虑地设置了诸多圈套。但此时的溥仪头脑格外清醒，每当遇到对自己不利的提问，他便以“不知道”“不记得”回应，这般巧妙的应对方式，让那些律师们无计可施。最终，法庭采信了溥仪的证言，明确认定是日本军阀一手制造了伪满洲国，也判定“伪满”的支配大权牢牢掌握在关东军以及日本军部手中，为这场审判奠定了重要的事实基础，也让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进一步昭然于世。

1950年，溥仪与其他60多名战犯一同被引渡回国，随后被关押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新中国政府并未对其处以极刑，反而给予了他们较好的待遇，丝毫没有虐待之举，这大大出乎了溥仪的意料。自1950年8月起，溥仪便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启了改造生活。在改造期间，溥仪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错误与罪过，通过劳动、学习等方式努力改造自己。 1959年9月13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而溥仪作为特赦名单上的第一名，获得了新生。此后，溥仪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生活，直至1967年10月17日，他在北京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途。

溥仪一生虽曾身为皇帝却没有掌握过一天国家政权；长期处于政治漩涡中却未发挥关键的作用；他是亡国之君和叛国罪人，最后成了新中国改恶从善的典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是失败者，但他的每一步失败都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人民的解放，而他最终也成了人民中的一员。